12月的夜晚，郑州的气温在零度左右。
初风中，戴大红和我们一起走出松社老电影院大楼，朝停车场走去。
角落里停着一辆旧自行车。 戴大红拉紧羽绒服，上前解开。
我记得我的手提包里有手套。 它们体积虽小，但可能会派上用场。 戴大红笑着说没有。 来这里之前，他像往常一样去跑步了。 这个他坚持了20到30年的习惯，让他拥有了强健的身体和坚强的意志力。
▲戴大红平时有跑步锻炼的习惯（图：南方人物周刊）
互相道别。 我们上了车，他推着车往东走。 车里暖气开满了，我却发现自己冻得瑟瑟发抖。 看着车窗外寒冷的街道上几个骑自行车的人，我想起了卡尔维诺的《寒冷冬夜的乘客》。
2013年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年度翻译家致敬奖授予戴大洪。 他当年的代表作是《古拉格：一段历史》。
很多人对他从二流足球俱乐部老板摇身变成一流“翻译家”感到不解。
且不论其间的巨大跨度，单纯从知识储备、语言功底、文学修养来看，绿野中粗犷的“舞者”又怎能与外国文学堆里细腻、挑剔的文字歌手相提并论。
戴大洪在发表获奖感言时，一拳打在舞台中央，似乎对花言巧语不屑一顾。
他并不是一位轰动一时的新译者。 在古拉格之前，他翻译了《第三共和国的崩溃》和《雷蒙德·卡佛：一个作家的一生》。
从年份来看，自2006年辞去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总经理、建业集团副总裁职务后，他选择辞去建业集团职务，正式进入翻译行业。 戴大洪无疑是一名新兵。
▲戴大洪曾任某足球俱乐部总经理（图：南方人物周刊）
然而，早在20世纪80年代，当戴大洪在北京理工大学读书时，有一天，他骑着自行车经过新街口，突然想到——也许他可以翻译一些东西……
此后，他有意无意地购买了英汉词典、法汉词典、俄汉词典、西汉词典、德汉词典等各种翻译工具书，以及人名手册、地名手册、翻译等。姓名手册和世界地图集（单一姓名手册）。 有英语、法语、西班牙语、意大利语、德语、俄语、葡萄牙语、罗马尼亚语等十多种语言）。
如果说这段漫长的基础准备可以看作是翻译的前奏，那么戴大红可以说是翻译界的资深潜水员。
他在翻译界享有盛誉。 至少我是这么看的。
2017年寒冷的冬天，戴大红在松社老板刘磊二楼的私人茶室里不停地说着河南普通话。 告别深圳，四年后在郑州相遇，完全是巧合。
前一夜，松舍人醉。 极其开放的世界里，刘雷老板的手机开始拨打各种电话，其中一个是打给戴大红的。
一番迷茫之后，诚实的戴老师第二天晚上就如约来到了松舍。 他从布袋里拿出博洛滕写的三卷本《西班牙内战》，它就像一块厚厚的砖头一样，泛着红光。
▲《西班牙内战》，【西文】伯内特·博洛滕着，戴大洪译，新兴出版社，2016年11月
他眼睛明亮地告诉博洛滕。 这个人一生只做一件事。 这是一个人的战争。 他以一己之力挑战了整个历史共同体。 可以说，他没有打败任何人，但别人却无法打败他，只能假装没有看到他。 ……
我想如果博洛滕还活着在天堂的话，现在一定会很温暖。 他怎么也想不到，书出版半个多世纪，他去世三十年后，大洋的东边竟然还有一个人。 译者如此深刻地理解他，深刻地分析他，甚至深深地怀念他。
戴大红怕我知道的太少，又补充道：
奥威尔的小说《向加泰罗尼亚致敬》写的是他自己前往西班牙参战的经历。 《西班牙内战》实际上为奥威尔提供了历史支撑。
时至今日，《牛津通读本》中的《西班牙内战》一书仍在质疑乔治·奥威尔，称他的描述有些夸张。 但伯内特·博洛滕的书证明乔治·奥威尔一点也不夸张。
我点了头。 奥威尔算是我们家的“好朋友”（有人收藏了好几个版本），一定要仔细听。
意识到像我这样的听众的兴趣，戴老师进一步展开话题：
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书籍有很多。 除了博洛滕之外，还有休·托马斯的《西班牙内战》（1961），斯坦利·佩恩的《西班牙内战》，2017年10月刚刚由中信出版社出版。
休·托马斯的《西班牙内战》之所以闻名，不仅因为对那场战争的全景描述，还因为其客观的写作风格。
潘恩的书第16章被称为“内战中的内战”，他在描述共和党内部的这段历史时仍然采用传统的视角。 如果他想用新的想法，就只能用伯内特·博洛滕的材料。
在翻译过程中，戴老师成功地将博洛滕的竞争对手发展成了敌对关系。 “所以，他只能有传统的观点，无法有新的发展。”
我点了头。
▲博洛滕
“博洛滕对西班牙内战的研究仍然没有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……我从伯内特·博洛滕身上看到，世界上还有像我这样的人，孤独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……”
戴老师的声音变得阴沉起来，明显有些落寞，为博洛滕说话，也为自己说话。
我带着微微的寒意默默地拿起了三卷本的《西班牙内战》。 其字数已超过百万字，光是厚度和重量就足以让人望而生畏了。 更不用说本书中使用的资源的数量和范围是无与伦比的，如果不考验读者的耐心和注意力，那就是失职。
这本书是2016年出版的，我差点就错过了。
本书共六十六章。 从2014年4月25日到2015年12月18日翻译完成，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。说到时间，戴大红能精确到年月日。 当谈到数字时，他可以精确到小数点。 “翻译速度很慢，以前一天能翻译2000字，现在一天只能翻译1000字。”
与博洛滕相比，眼前的戴大红更有趣。 不仅仅是他的记忆力、他的耐力，还有他控制程度和创造属于自己的时间的自由。 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很少。
我忍不住看向眼前的戴大红。
对于他的故事，各种报道都或多或少地还原了。
▲戴大洪报道（图：新周刊）
比如，作为一名非英语专业的他，带着字典上路。 他类似于一个半路出家的业余选手，但比专业选手有优势。
“他的翻译确实和其他译者不一样，一个英文单词可能有不止一个意思。有些作者对英文太熟悉了，往往只想到第一个意思，而忽略了其他意思。戴大洪没有那么熟悉，他需要查字典一一比较，作者这里指的可能不是第一个，而是第九个。”志安作家曾经说过。
正因为他是业余爱好者，他知道在翻译之前必须有扎实的基础知识。
据说，在翻译《第三共和国的崩溃》时，涉及到《第三帝国的兴衰》、戴高乐写的《战争回忆录》、写的《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》等相关书籍。丘吉尔的《八月之火》和塔奇曼的《八月之火》都已经筋疲力尽了。 浏览了一下。
翻译《雷蒙德·卡佛：作家的一生》时，通读卡佛小说的译文。
翻译《古拉格：一部历史》，分析索尔仁尼琴的《古拉格群岛》及相关书籍。
《陀思妥耶夫斯基》的译本包括第一卷提到的所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以及巴赫金的《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》。
他翻译了《西班牙内战》，甚至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书籍。
为此，光是《第三共和国的崩溃》的索引就占了近150页。 “对于中国读者来说，这些内容可能不是很重要，但对于这本书来说却意义重大，说明了这本书的份量和重要性。” 信誉。”
▲《第三共和国的崩溃》，【美】威廉·夏勒，戴大洪译，新兴出版社，2010年1月
也就是说，他首先要了解译作所处的历史背景、历史氛围、政治环境，以及相关的作品及其讨论。 在开始写作之前，他的脑海中必须首先有一个清晰的地图。 因此，在翻译时，他多次要求核实。
当卡佛传记中的“红河”被编辑直接改成“红河”时，他伤心得想抗议：“地名的翻译首先要和地图一致，而且一定要符合”允许有兴趣的读者在网站上查到，其次与地名翻译手册一致，地图和地名手册大体相同，个别略有差异。另外，不仅在美国找不到，还可能与‘红河’混淆。”
万圣书苑创始人刘苏力表示，戴大洪是一位追求准确翻译的“超级原教旨主义者”，给翻译界带来一股平静之风。
很多人都会用同一个标签来给戴大洪贴上标签，那就是“堂吉诃德”，包括他的好友志安。
志安曾专门写过两篇关于戴大红的文章，一篇是1998年2月3日的《到河南》，另一篇是1999年7月21日的《悲观的理想主义者》。
《送河南》说，他们是因为买书而认识的，他们的交往史大概就是“一起买书的历史”。 “我们平时接触不多，即使有，也只是一起买书之类的小事；但一旦遇到困难，我就会想到那个我真正可以依靠的人。视为朋友。” 戴大红说，这是志安真正视为朋友的人。
《悲观的理想主义者》是对戴大洪作品《与风车搏斗》的回顾。 一句话：“有人说戴大红让人想起‘堂吉诃德，和他一样身材修长，骑着瘦马。用长矛对抗风车的悲壮而无辜。’你可以嘲笑，也可以怜悯孤独的骑士”但没有人可以说他的战斗毫无意义。”他的话语中充满了爱和保护。
▲志安
他们对书本的品味，对治学严谨、专一、真实的态度，一模一样。
戴大洪说自己和志安已经是三十多年的朋友了，志安很了解也很信任他，这并不奇怪。 戴大洪现已翻译五本书。 其实这些书都与至安有关。
我好奇地梳理了戴大洪翻译的开始和发展，发现志安陪伴其中。
这要追溯到2006年，志安在为《周作人传》搜集资料时，无意间发现了周作人自编的讲义《欧洲现代文学史》。
在校对过程中，我发现，由于当时中国外国文学翻译的现状，周作人提到外国作家和作品时，大多是外文。 这本书大概涉及十多种语言，包括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西班牙语。 英语、意大利语、波兰语、拉丁语、希腊语、俄语...
因此，如果要给当代读者阅读，光靠校对是不够的，还应该给予必要的注释……
戴大洪手头有《美国百科全书》和《大英百科全书》的原版。
志安想出版这份史料，就请戴大洪校对并注释了外文。
当时，戴大洪刚刚辞去河南建业足球俱乐部总经理职务，有点空闲。 于是，志安主持，戴大洪协助，两人合作完成了《欧洲现代文学史》的注释。
▲戴大洪与志安
也是在这一年，时任志安副主编的新兴出版社购买了威廉·夏勒的《第三共和国的崩溃》的版权。 一位译者翻译了三分之二后就辞职了。 剩下的30万字怎么办？
志安又找到了戴大红。 就这样，在尝试翻译之后，戴大洪突然觉得自己可以胜任翻译书籍的工作。 他没有完成就重新翻译了前面的部分，终于在2008年诞生了这部翻译处女作。“如果不是志安，谁会相信一个非英语专业的翻译呢？”
此时，戴大洪正式从建业集团辞职，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图书翻译生涯。 年近51岁的他，开始了人生的第二个春天。
翻译的第二本书是《雷蒙德·卡佛：作家的一生》。 事实上，戴大红当时正在翻译《古拉格：一部历史》，但该书的版权没有得到保障。 志安建议他先翻译《卡弗》，等古拉格获得版权后再继续翻译。 后来古拉格成为他翻译的第三本书，并获得了许多奖项。
▲《古拉格：一部历史》，[美国人]安妮·阿普尔鲍姆着，戴大红译，新兴出版社，2013年4月
第四本书是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。 据说，2011年底，志安在网上与读者交流，读者问他喜欢看什么书。 志安回答说，我想读一本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，内容详细，内容丰富。
这件事正好被上海贝贝特的编辑魏东无意中听到，他介入说，我有这样一本书，找不到翻译。 志安推荐了戴大洪。
第五部是三卷本《西班牙内战》。 有一天志安告诉戴大红，他有几件事想了解，一是西班牙内战，二是麦卡锡主义。 正好戴先生一直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书籍。
2012年底，新兴出版社召开选题会，戴大红推荐《西班牙内战》。 当时他手里有两本书，一本是伯内特·博洛滕的书，一本是休·托马斯的书，两本书的字数都在百万字以上。 后来，他选择了波洛滕，开始了这段艰难的旅程。
▲新兴出版社副总编辑志安、戴大红、石航、左凤荣、刘丽华（左起）
志安高度评价戴大洪为“圣德”：“因为这些年我喜欢写点东西，毕竟有一些‘工作需要’；对他来说，这只是一种爱好，他从来没有任何文学性”。我觉得一个人能坚持自己的纯粹爱好这么多年，兴趣依然如故，是一种很大的美德。”
对戴大洪做出类似总结的人是张立贤老人。 他曾在《让开，让我唱八十年代》中写道：
“戴大洪是一个能言善辩的人，当年他在中国足球掀起了一阵风波，最后他发现自己的口才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……于是他把精力用在了DVD上——他的DVD数据库为自己做的就是我看到的最专业的事情就是为了片名，包括国外原片名，香港译本，台湾译本，大陆译本，其他译本，还有他怎么想这个名字。应该翻译。
或许这就是戴大红有趣的地方。
就在他坐在我对面的时候，他滔滔不绝地说着河南话，真诚、务实、执着。
如果不是刘累反复举表看时间，急着关门，我真希望松社茶馆的灯光能一直亮到时间的尽头，就像戴老师一样，任性地让时间站在他一边，慢慢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