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回顾过去

——周淑仪

1969年我参加工作后，劳动人事部门还没有把我们分配到车间，我就被提前安排到厂文艺宣传队“搞文艺”，有幸参加了大型歌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（我在其中饰演团员）《白毛女》（我在其中饰演八路军战士）和样板戏选段的演出。在化工厂文艺宣传队的时间虽然很短，但文艺宣传队那“激情四射”的短暂岁月，却在我的人生经历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“印记”。

也许我从小就有对艺术的“基因”（小学三、四年级时参加过太原市少年宫“小红星艺术团”演出《美丽的哈瓦那》，文革期间参加过群众组织的“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”），所以一进厂我就有幸和同学程淑兰、程倩一起加入了化工厂的文艺宣传队（我们当时都是“老三班”，我是初中“老三班”的，程倩和程淑兰是高中“老三班”的）。

当时，八大“革命样板戏”正在全国热演，化工厂文宣队也顺应时代要求，改编排演了大型歌舞剧《白毛女》《红色娘子军》，排演了《红灯记》《智取威虎山》等现代剧选段（当时称为“选段”）。当时的乐团在太原市乃至山西省企业界名气很大，经常接受省内企业和很多单位的邀请，到外地联谊演出。用今天的网络流行语来说，只要化工厂文宣队乐团一出现，就会受到大家的一片称赞。我们这些“群众演员”也从中“受益”，总是接受或“享受”着人们投来的羡慕目光。我们每次一起外出，当地群众总会“虔诚地”跟在我们身后或围观，就像在欣赏“国宝”大熊猫一样。演出的“搭台”工作是一项“重要”的任务，搭景、摆道具、布置服装、调试音响、配置灯光等等，工作琐碎而复杂。“搭台”关系到每场演出的成败，所以每一项“搭建”都要在演出前早早完成。当时我们都是“青涩”的小伙子，身强力壮，精力充沛，所以每次演出的“搭台”任务自然就落在了我们的肩上，尤其是外出演出，更需要早早“搭台”。于是，午饭过后，军代表王杰和孙宝定（时任文艺宣传队队长）就把我们这些年轻人集合到化工俱乐部旁边的“职校”教室里（文革期间，“职校”停办，“职校”成了文艺宣传队的“大本营”）“收拾行装”，准备装车。当时化工厂文艺宣传队的“财物”不少，光是服装、道具、布景、灯光等就得装上好几辆卡车（很多乐器都是乐队成员扛的），每次布置至少要三四个小时。当时，我们这些年轻人是宣传队“布景”的主力军。我记得黄来军（剧中群众演员）、许青舟（《红色娘子军》中的小胖）、常少华（剧中群众演员）、田深（大提琴手）、周淑仪（《红色娘子军》中的团丁甲，《白毛女》中的八路军战士）、袁征（《红色娘子军》中的团丁一）。有时秦振林（《白毛女》中的杨白劳）也和我们一起去“搭台”。当然，还有其他队员负责“搭台”，但时间久了，有些同事记不清了。

老宣传队队员余辽（宣传队幕布）年纪比我们大，体格也好，所以我们每次搭台，都是跟着余辽，他跟着我们搬道具，调整幕布。有一次，舞台入口处挂幕布的滑道滑轮卡住了，余辽用力拉动幕布开合绳，结果把挂幕布的钢丝绳拉断了。一瞬间，半块幕布就像“飘浮的地毯”（半块幕布约40平方米）一样，“扫”地压在台上忙着“搭台”的人们身上。一瞬间，台上的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就被台上巨大的幕布遮住了。一时间，被幕布遮住的人都急得想爬出来，而没有被幕布遮住的人则用尽全身的力气把幕布掀开，让被遮住的人尽快爬出来。这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也算是一次“政治事故”。余辽吓得脸色苍白，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。过了一会儿，大家齐心协力，重新把帷幕挂上。一场“惊心动魄”的“政治事故”就这样悄然尘埃落定，人们再也不提了。若干年后，当大家回忆起宣传队的过往时，这场惊险的“政治事故”成了宣传队的趣闻。

记得还有一次，我们在厂社化着妆排练话剧《红色娘子军》中“洪长青殉难”那一场：舞台中央大榕树下，琼海红色娘子军党代表洪长青（孙宝鼎饰演）被南海土豪地主武装头子南霸天抓获，绑在大榕树下准备处决。大榕树下已经堆了高高的一堆柴草（道具）。舞台上的灯光突然暗了下来，一束灯光直射在舞台上。在耀眼的聚光灯下，洪长青大义凛然，英勇无畏。音乐渐渐响起，团丁甲（周淑仪饰）和团丁乙（袁征饰）手拿火把走出来，准备点燃柴堆（鼓风机吹红绸）。不料，当我和袁征从侧幕进入舞台，踏上台口时，袁征被台口掀起的地毯绊倒了（舞台上一片漆黑；我和袁征都是近视眼，战士化妆时不准戴眼镜）。我手中的火把被远远地扔在舞台中央柴堆道具旁，铁罐里的油棉纱飞溅而出，点燃了胶合板制成的道具。情急之下，孙宝鼎像“飞人”一样从大榕树高台上跳下，用衣服扑灭了升腾的火苗。从此，宣传队里就有了“洪长清殉难”变成“洪长清救火”的有趣故事。

刚进文艺宣传队时，我特别羡慕、向往能成为乐队的一员，可惜自己一点“才华”都没有，看不懂五线谱，拉不准弦乐器，吹不准管乐器，乐队每次演奏，我都只能做一个“忠实”的听众。如今回想起来，当时乐队成员的模样，还依稀可见。虽然几十年过去了，但有的人的名字还能叫出来，如：王忠源（小提琴）、梁志英（小提琴）、李星（板胡）、郭雨懿（手风琴）、王乃红（中提琴）、田深（大提琴）等。尤其是李星，拉板胡的姿势显得十分轻松洒脱，潇洒有型。时而凄婉苍凉，时而激昂奋进；时而“天上云卷云舒”，时而“小桥流水”，宛如“天籁之音”。他每次见到我，都会刻意叫我“周淑仪！”，拉着我的手“问好”，犹如故友重逢。郭玉仪在宣传队里可以算是我的“偶像”。那时的郭玉仪年轻英俊，端庄干练，五官端正，相貌堂堂。尤其是拉手风琴时的“风格”，左腿伸直，右腿收拢，手风琴琴盒随着乐曲的起伏，时而打开，时而收拢，悠长而柔和。我在报社当编辑后，本想采访郭玉仪，后来听说郭玉仪调去《城市文学》杂志当专职作家了。要是贸然采访郭玉仪，那岂不是“在高人面前卖弄本领”？于是我那个“幼稚”、“不自量力”地采访职业作家的想法就悄然打消了。现在乐队里很多老同志都快八十岁了，最小的也有七十五六岁了。我见到他们的机会不多（因为不常住在宿舍区），但有时还是能叫出他们的名字，比如方耀明、王树桐、钟祖南、丁一平、曹建明、徐宏举、闫弄英、蔡武林、李丽英、刘树勋、倪生、徐道远、林柏林、曾默等。

多年来，化工厂文艺宣传队十分重视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宣传鼓动活动，给群众带来更多的精神享受。不仅把大型的现代剧带给群众，还经常排练一些短小精悍的小节目，如：快板书、相声、小品、小合唱、三句半等，奉献给群众。除了文艺宣传，文艺宣传队每到外地演出，总会在排练的空余时间，与当地群众驻地单位举行几场篮球友谊赛。舞台上“粉彩”的人物，一下子变成了“爬行”的运动员，在球场上跳跃、穿梭、奔跑、拦网、争抢，总能取得优异的“成绩”。老宣传队员陶源可以说是球场上的“活宝”。虽然个子不高，但他跑动的“频率”却不低，满场追抢，他那“小便池”式的投球姿势更是让人“笑翻”。郭宇毅、宋秋生、常少华、刘厚友、宋守满、刘树勋、陶源等都是活跃在场上、篮下的“强者”。文艺宣传队在外的演出任务还是很繁忙的，记忆里演出远到寿阳、运城，近到化工福利院大礼堂、新建路大礼堂，还有很多地方我记不太清楚了。总之，化工厂文艺宣传队当时的知名度还是比较高的，可以说是“名震山西”。化工厂文艺宣传队排练的大型歌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《白毛女》可谓是精雕细琢，真的不亚于专业剧团的水平。当时，厂里的几位领导和工会领导还是很重视公司的文艺宣传工作的，经常到文艺宣传队看望宣传队员或者进行一些指示。每次重要的演出，都会亲自指导。

我们每次排练、演出都非常认真，对每一个场景、每一个动作都要深刻理解，反复琢磨、精雕细琢，力求使二次创作更加完美。《红色娘子军》和《白毛女》的演员阵容还是很强大的，有饰演洪长青的孙宝鼎；饰演杨白劳的秦振林；饰演黄世仁的宋秋生；饰演吴琼花、喜儿的秦立巍；饰演大春的刘厚友；饰演曲老四的苏善宝；饰演穆仁之的王香银；饰演黄世仁母亲的陶源；还有饰演《红色娘子军》中娘子军女兵和《白毛女》中八路军女兵的梁秀英、孙瑞珍、王玉光、魏金凤、李莉莉、胡志平、冯素云、陈小华等。女演员中有胡美美、程淑兰（当时是宣传队女演员组长）、孟瑞华等，在两部音乐剧中独唱女声。王进东独唱男声，有时王忠源也独唱男声。男演员相对较少。剧中的群众演员基本被我们几个刚进文艺宣传队的年轻人“承包”，有常少华（《白毛女》中饰演八路军战士）；黄来军（《白毛女》中饰演八路军战士）；张宝荣在“智取威虎山”环节中饰演李永奇，宋守曼也算是文艺宣传队中十足的“正派”或“反派”角色了。负责灯光的演员有时也在剧中客串八路军战士。如今，在最“繁荣”和“辉煌”的时期，作为企业的一个业余文艺团体，仅大型音乐剧《红色娘子军》和《白毛女》就演出了至少100场全剧。这还不包括其他现代剧片段的演出。

转眼间，六十多年过去了。青春已转为成熟，黑发已披上“白霜”，但文艺宣传队里过去的点点滴滴，却依然历历在目，记忆犹新，刻骨铭心。2000年千禧之际，老文艺工作者们欢聚一堂，老友重逢，倍感亲切。彼此间的亲情、友情，凝结在一杯杯清茶、一杯杯酒里……每当有空闲，翻看文艺宣传队老文艺工作者们聚会的照片，身心便有“穿越时空”的感觉，仿佛又回到了昔日的“激情岁月”……